更好的物质生活不仅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消费产品和消费机会，而且意味着要有更加清洁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
虽然西洋各国的人民也热心于官途，但其官途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官途以外还大有利益荣誉之领域，自然能柔和人心。事实上，如果我们顺着看，就会一目了然：第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的韩寒的父亲韩仁均先生，除非具有像神一样的预见力，比如，预见到新概念作文大赛，预见到《三重门》会出版、会畅销，预见到韩寒会出名、会成为现象，预见到以后会遭代笔质疑，等等，才会处心积虑地一页一页地写一篇小说然后让儿子一页一页地抄写，而且要在班上表演出写作的样子让同学们看到，要不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调用能力的正常人会去做这样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注意：顺着看。
（慈禧太后，变法诏书）。闻道而乐者，好悳者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悌为敬重长上之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论语·微子》）。但是，又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自由民主的核心是尽职尽责的个体，而放纵平等主义的核心是欲望的个体，因为，我们都身在这条汪洋大海中迷航的中国号航船上，不是乘客，而是水手。
比如，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内核也是nous。如罗尔斯所论证的，限制自由的理由只能是为了自由，否认平等的自由的唯一理由就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正义或者避免丧失更多的自由只有在为了避免对自由是更糟糕的侵犯从而对自由本身是必需时，对自由的限制才是合理的[43]，而体现互惠性的差别原则所许诺的现实的不平等（无论有多大）只有是确实有效地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才是合理的，罗尔斯所讲的分配正义，不是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而是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深厚的传统抑制了官、民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可以合谋。
改革是打通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之门，而当初，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民众和官员曾经抵制旨在消灭这两种制度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保留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道理很简单：完成城市化，透过城市型治理，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基层的工商企业才有可能对专业人才、对技术工人产生吸引力。不难设想，这样的产业政策必然遭遇基层政府的抵制。另一点也相当重要：在唐以前，即便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直接领导的人口迁走，但仍有部分士君子存留于此，北方社会尚有领导者，儒家文化也就还具有自我恢复能力。
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广东经济结构的一大特征：经济活动重心在基层，工业化呈现为基层工业化，也即，从经济增长的行政主导主体来看，工业化过程主要在村和乡镇两级治理框架内展开。
中国的私人经济正是从我们所说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发展起来，进而扩展到全国的。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组织化能力，因而具有较高资源动员、分配能力的群体，才能具有较强的自保能力，或者具有在必要时向南远距离迁徙的能力。在所有地方，民众都有抵制，积极的反抗，以及消极的反抗。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所生成的信任和信用，借助于海外社会联系，基层民众参与创办了很多企业。
但是，一个伏笔已经埋下：由于生存压力，这个地区人口大量出海谋生，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跨国人口、商业、资源、文化互动网络。由此发生了一场史上空前的治理组织替代事件，这就是改造的含义。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自发性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成员的财富生产过程，于是，新增财富就被用于维护基层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了。也就是说，较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底充当了钱塘江以南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基础。
由于这些官员自居于社会之外，因而对于民众的抵制缺乏同情，而倾向于采取压制措施。同样，70年代中期，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农村自由集贸活动已呈半公开化状态。
本文把广东模式置于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文化—政治框架中，对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而基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广东的社会治理结构，面对基层的抵制，高层政府通常无可奈何——而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治理结构变动，也即治理权上移，则广东的治理秩序就将混同于其他地方，而丧失其优良治理之制度优势。
而在广东，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村、镇等基层社会之治理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成分。立刻可以发现，设立县辖市对于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董仲舒—汉武帝复古更化以后，儒家士君子群体逐渐扩大。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随后，大约受北方戎狄挤压，这个中心略微向南移动，而沿东西向展开。
如此灵活地执行北京政策，按照今天的政治价值来说就是改革精神。由此整个区域会形成重儒家、重组织之习俗。
因此，广东人不必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焦虑。⑥论及广东基层社会组织之保存和恢复，必须考虑上面提及的跨境社会网络的因素，对广东而言，主要是香港因素、南洋因素。
这个社会组织网络对主要为本地人的基层官员仍有一定的文化与社会的控制力。据此，北京对中共广东领导层冠以地方主义政治标签，予以批判。
反儒家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比如，乡镇的财政已由县财政代管。社会因此而缺乏领导者，其被战乱破坏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但在广东却存在着真正的基层治理，也即，乡镇和村两级治理主体均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获取和支配能力。
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反过来，儒家的这一作用让现代化过程是受控的，从而让经济增长不至于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反而可以稳定秩序。
没有士君子，庶民是无法自行组织的。另一方面，一批又一批儒家士君子及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通常不得不迁入环境较为艰苦之地。
华夏文明中心在此一轴线上维持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对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仍有一定忠诚。
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根本贡献，也正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士君子这样一个群体。这套社会逻辑在钱塘江以南中国表现得最清晰——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尽解释。然而，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广东官、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仅用领导人这个偶然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还是需要深入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中，理解广东的人心。对于华夏文明中心转移之此一大势，钱穆先生言：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
【关键词】钱塘江以南中国广东模式儒家现代秩序关于广东模式，学界已多有论说。士君子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从而构造出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
这些城市也借助行政权力抽取周边小城市和乡村的资源。因此，广东保存较多儒家文化，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社会源头。
在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钱塘江以南中国责任重大。因此，中国式现代秩序型塑之根本在于，以儒家所阐明、守护的华夏之道为本，构建种种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制度。
